欧普科学发展进行时系列报道
十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步入新阶段,以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在此基础上,十七届五中全会又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加快“走出去”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些构成了新时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十年来,我国外向型经济总量和竞争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货物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1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3.6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大进出口国。此外,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幅增强,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机电产品出口已超过60%,纺织品出口虽占总出口的份额从23%降低到13%,但纺织品出口的单位价值却大幅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显性竞争力指数大幅上升。
其次是吸收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得到全面提升。2001年至2011年,我国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468亿美元增加到1240亿美元,连续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中国吸收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水平显著提高。
十六大以来的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且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成绩的取得与前一阶段的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十年来在改革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常修泽:1992年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基调性部署:“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此部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比较具体的安排。这十年,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来操作的。就改革的进展而言,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农村类体制改革。十年来,涉农体制改革方面成绩是明显的,特别是“少取、多予、放活”三条。首先,“少取”。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同时,取消农业特产税。中国自商周以来,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上,何时有过农民不纳“皇粮国税”?虽然,据测算与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人均减负一年只有140元,但全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达1250亿元,也是不小的数字。其次,“多予”。十年来,逐年较大幅度地增加涉农支出,特别是对农民的种粮补贴,包括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再次,“放活”,特别是在产权制度改革上“动刀”,如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允许农民采用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我到山东滨州老家调查,乡亲们对“少取、多予、放活”是开心的。
周大地: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能源工业走过了辉煌的10年,并为经济社会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翻一番,居世界第一。煤炭、天然气产量分别增长127%和214%。石油产量稳定在2亿吨左右,居世界第四。电力装机突破10亿千瓦,新增装机容量是前50多年总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迅猛发展,水电装机超过2亿千瓦,风电装机超过5000万千瓦,太阳能热利用规模稳居世界首位。节能环保成效显著,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19.1%。同时“走出去”也取得了进展,能源国际合作取得新突破,特别是石油天然气。三大石油公司可与世界大公司平起平坐。
十年间,能源从需求到供给都取得了重大成果,我国在能源方面的体制改革适应了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为推进实践科学发展观,改变过度依靠资源性产品投入外延式扩张经济增长方式,我国首次将节能减排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并建立了各级政府的节能减排责任分解和问责考核制度,调整了相关产业政策,还对重点耗能企业设定具体的节能降耗目标,开展了多项重大节能工程。
为了解决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新理念,并通过采取相应的具体行动落实这些理念,从而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保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请您谈谈我国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和进入以重化工业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在2002年开始出现全面的资源、能源、环境的紧张状态。为了解决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新理念,并通过采取相应的具体行动落实这些理念,从而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这些理念包括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绿色低碳发展。其中不少理念是在中国自己实践和认识基础上提出和发展的,还有一些是基于国际上的经验,并且很多理念是与世界同步的甚至领衔的。
党和政府始终把发展科学技术摆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位置。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绩?
王元:改革开放后,我国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确立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科技事业不断实现新的跨越,探索和实践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之路。党的前所未有地将自主创新战略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十六大以来这十年,党中央、国务院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做出了很多明确的战略部署,其密度之大、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几乎是每两年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2006年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我国又出台了“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和规划”。2010年,我们颁布了“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前不久,又召开了全国的科技创新大会,其规模和规格都是出乎预料的。
我认为其最重要的是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规划创造了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三个第一次”:第一次将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第一次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目标,第一次围绕着激励和加快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制定了10方面、60条政策。“三个第一次”构造了围绕创新的完整的规划,对中国整个科技进步和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有长期和深远的意义。
《经济参考报》:十六大以来,土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城镇化进程与土地息息相关,那么,这些年来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为中国经济发展都发挥了哪些特殊作用?
刘守英: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从4.4%提升到10%,城镇化率快速提高,2011年超过50%,土地资源的有效保障,为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靠高速的工业化和快速的城市化两个引擎拉动,土地成为这两个引擎的杠杆。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以创办园区,通过土地的协议出让,避开了我国土地资源禀赋不足可能造成的工业用地成本上升;与此同时,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角,这些地区大量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保证了农民以集体土地参与工业化进程。双轨并行的工业化,支持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的形成。
原庆丹:2006年的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历史性转变”,即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我认为,“历史性转变”的提出,确立了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新型关系,推动了从“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进入“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如果说,从2005年之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还处在起步阶段,那么2006年至今,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纵观过去十年,2003年排污收费政策改革;2004年,绿色贸易政策启动;2007年以来,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保险政策、环境价格等政策全面启动。
环境经济政策真正全面开花结果的标志,就是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用了500多字专门阐述环境经济政策,充分说明环境经济政策在国家层面上已经被充分认可并渗透和影响到经济领域行为。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出台了多项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框架日益健全。城镇居民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障都有所加强,农村居民的各项保障也逐步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中。请您谈谈这十年来,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取得哪些进展?
郑秉文:十年来,社保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国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是进入社保制度人数越来越多,社保覆盖面越来越大,受益人数越来越多。2005年以来,社保制度建设进入快车道,共有20多项新政出台,尤其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农保”和“城居保”等建立,在制度上消灭了死角,实现了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不断推进,截至2011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全覆盖,参保人数合计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6.22亿。
二是待遇水平逐年提高,国民确实得到实惠,社保待遇已不可或缺。养老金已连续8年上调,年均上调幅度超过13%,基本与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增长率指数化挂钩,2011年月人均达1517元,是2005年713元的两倍以上,高出同期CPI涨幅的10个百分点;在医疗保险方面,城乡3个制度(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的报销比例逐年上升,截至2011年底已分别达77%、62%和70%;低保标准已从2005年的月人均154元(城镇)和74元(农村)提高到2011年的288元和140元,增长幅度均为87%。
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我国财税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请您谈谈我国在财税体制上都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哪些成绩?
高培勇:要对十六大以来的财税体制改革进展状况做一比较系统的描述,一个最好的选择,就是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入手。在那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中,有两段文字即第20和21条款系统勾画了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
其中,在税制改革方面,包括项目有: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
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包括的项目有: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预算编制制度,完善预算编制、执行制衡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和对或有负债的有效监控;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
《经济参考报》: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围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目标,以调整改造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突破口,大力推动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变。那么,您认为,这十年间取得了哪些进步?
冯飞:我国产业发展一直存在着“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的问题。这十年来,从产业角度看,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比较明确,就是要解决刚才提到的三个问题。
所谓二产不强,是指我们的第二产业规模很大。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了美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制造业并不强,我国能称为工业大国而不是工业强国。我国工业的创新能力不强,平均增加值率只有26.6%,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美国是44.9%,日本是34.9%,升级空间巨大。
从产业结构变化来看,十年当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工业中的重化工业比重提高很快,已经增加到了72%。之所以增加这么快,主要是因为我国与其它发达经济体一样,呈现出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为特点的工业化中期的特征。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日本和前联邦德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重化工业比重也超过了60%。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大型经济体在结构上有趋同性。
《经济参考报》: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的手法越发灵活。尤其是,率先从严重国际金融危机中走出,实现经济复苏。请您归纳一下在这十年中我国政府在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刘树成:中国经济这十年的发展轨迹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宏观调控也着力解决两种难题:
第一个阶段,2003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承接2000年之后的上升之势,处于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最长的上升周期,过去上升期只能保持短短的一两年,而这次却有长达八年的连续上升,处于难得的长时间的上升通道。那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紧缩型调控,提出要“双防”,防止经济过热,防止物价上涨,努力延长经济波动的上升期。
第二个阶段,2008年在国内经济需要调整结构时,又遇上国际金融危机“雪上加霜”,国内外因素叠加,一些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返乡,中国经济遇到了新的困难和挑战。期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就是松紧有度,沉着应变,保持平稳增长,避免大起大落。于是宏观调控侧重点由2008年至2010年“保增长”,转到2011年“控物价”,又转到2012年“稳增长”。
《经济参考报》:十六大召开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时间上有重合的地方。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各界普遍担心,之前坏账累累当时又未完成股改上市工作的中国银行业能否抵挡外资银行的冲击。同时,西方国家也开始唱衰中国银行业,那么我国银行业都进行了哪些改革彻底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杨再平: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开始发烧,银行业也跟着发烧,经济领域的风险开始向银行体系转移积聚。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资产负债状况加剧恶化。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
针对银行业风险的积聚和高危状态,1997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的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新一轮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启动。
《经济参考报》: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十年,也是我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经济的十年。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您认为,在这十年中我国在对外经济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隆国强:我国在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去年底刚好十年,这个时间基本上与十六大到十八大这段时间是重合的。我国紧紧抓住机遇,坚持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相结合,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吸收外资水平不断提高。
第一,中国经济实现了更加快速稳定的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加入世贸组织前,1978年—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6%,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年,即便遭遇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仍达到了10.45%,这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20年相比,这十年中国经济不仅速度更快了,而且增长更加平稳了,经济的波动程度大大降低,稳定性大大增强。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仍有9.1%,比本轮增长最快的2007年降低5.1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年度最高速度与最低速度的差距分别是11.1个百分点和10.4个百分点。
《经济参考报》:就业被称作民生之本,关系着一个国家稳定和发展。过去10年里,中国虽曾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剧烈冲击,但是就业率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我国政府为了保证充分就业,都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成功解决了数千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使300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得到妥善安置,先后有28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成功实现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的并轨,基本解决了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职工问题,有力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如果这一问题不妥善解决,不仅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无法顺利推进,而且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参考报》: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而扩大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点。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蛋糕分得好坏不但关乎社会安定,而且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十六大以来我国收入分配走势呈现一个什么态势?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不足?
苏海南:十六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分配改革并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快速提高,近几年某些领域收入差距略有缩小,但整体上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明显偏大,与老百姓追求共同富裕的期盼还有较大落差。所以在十八大之后还应下决心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从成绩角度看,近十年来,在初次分配领域进行了分配制度改革和机制构建,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最低工资制度在全国建立健全起来,特别是最近三年快速、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积极稳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逐步构建符合市场经济通行做法的工资决定机制,同时减轻中小企业税负。三是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对资源占用企业征收资源占用税,对国企征收税后利润,对部分垄断行业偏高或过高工资实施双重调控;2009年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加强了对国企高管薪酬的监管。
《经济参考报》:保障房是专门面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托底房”,是社会保障“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为了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采取了大面积建造保障房,进行棚户区改造等措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请您谈谈十年来我国政府在保障房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秦虹:为了保障城市低收入家庭能够住有所居,我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制定了多项政策,并且也被写进了“十二五”规划。
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再次提上日程,国家开始调整以市场化为主的住房政策,探索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制度。文件提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逐步扩大廉租住房制度的保障范围,合理确定廉租住房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合理确定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标准;逐步改善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等”,这标志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方向已从“重市场、轻保障”转向了“强调保障”,政府调整了住房保障发展的重点地位。同时,将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对象确定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并与廉租住房保障相衔接。
《经济参考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发展,先后推出了鼓励民营经济的两个“36条”。2010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利用入世红利带来的机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请您谈谈我国政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
刘迎秋:2002年11月召开十六大,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007年,在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报告进一步提出有关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发展的理论新亮点——“两个平等”:“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非公36条”。从此以后,政府几乎每年都出台一些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投资的政策性文件,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近期国务院各部委又分别出台了42项关于落实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的实施细则。
《经济参考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血液”,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不可或缺。十六大以来,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您认为,这十年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第一,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银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加入WTO之前,由于我国金融业将面临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许多人忧心忡忡,担心“狼来了”之后会不会对我国的金融业造成强大的冲击,甚至有人担心我国的银行业会整体崩溃。但是实践证明,这十年来,我国的银行业和保险业不但没有垮掉,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很多的行为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来执行,国际化程度大为提高。
第二,在我国金融业快速发展过程中,我们在2007年遇到了次贷危机,2008年又遇到了由次贷危机转化而成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面对这些严重危机冲击,中国的金融业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在全球金融业一枝独秀。这也证明了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金融业的确发展壮大了。现在,在世界十大银行的排名中,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都名列前茅,工行甚至成为世界最大银行。不管是资产规模还是利润水平,都排名靠前。
《经济参考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义之一,就是要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体制保障。您认为,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我国在体制改革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成绩?
迟福林:注重通过立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这十年改革的特点之一。例如,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被称为维护市场经济运行法治秩序的“经济宪法”。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为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打下了法律基础;2005年公布的“旧36条”和2010年公布的“新36条”,允许并鼓励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以利于优化投资结构,进一步发挥民私营经济成长快、有活力的特性。
为了通过市场价格机制逐步优化资源配置,近几年阶梯电价、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定价机制、成品油价格改革以及天然气价格改革等资源品价格改革逐步推进,并成为近两年重点领域改革的任务之一。
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举世瞩目。但是,近年来,一些外国机构不时以中国的地方债务为由发表看空中国经济的言论,您认为,中国经济状况到底如何?
李扬: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总体而言,非常健康,无论是横向看还是纵向看,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阶段。按宽口径匡算,2010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接近70万亿,按窄口径匡算也有20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结果。改革开放30年,从最近10年看,也就是我国加入WTO以来,是发展最快的时期,这十年,我国的资产负债增长很快,但资产净值增长更快。这是我们积累的最可贵的财富。
一个企业,如果是资产净值为正,说明这个企业有价值,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他的主权净资产为正,说明他“锅里有肉”,这个意义非常大,这意味着在世界经济的风吹浪打中,我们可以闲庭信步,从容应对。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虽然很复杂,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进行调节。这是相对于西方来说的。你看欧洲有什么手段?除了开会讨论提高债务上限,没有手段。美国有什么手段?除了提高债务上限,就是借钱、发美元,也没有什么手段。希腊,如果没有欧洲央行的支持,一天也活不下去。
“北京市居民一年使用天燃气10万立方米,我们的这个库储量是100万立方米,是目前世界储量最大的LPG(液化石油气)地下水封洞库。”中铁隧道集团党委书记丁荣富这样告诉记者。也许只有置身于地下174米,才能感受到中铁隧道集团所做项目的伟大。
2012年8月24日,海滨城市烟台晴空万里,中铁隧道集团烟台万华LPG项目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作人员有条不紊。从外围看,要不是地面有一座高耸混凝土拌合站和忙碌的机加工车间,根本不会知道这是一处施工工地。和其他工程不一样的是,中铁隧道集团烟台万华LPG项目的“战场”在地下一百多米,从地面开明槽按11%的坡度行走1600米,才到达洞库施工,里面可谓是“别有洞天”。
从洞口到地下一直有四根粗大的通风管延伸至每个作业面,记者在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像穿迷宫一样进入地下,尽管越往下走越感觉阴深,但地下空气依然清新,在灯光照射下,每个洞库的轮廓都清晰可见,在主通道与各洞库连接的必经之地,有一块二十多平方米的区域灯火通明,据介绍,这里就是他们的地下“作战指挥部”,地下最多时有17个掌子面同时作业,综合协调的所有指令都是通过这里与地面协同发出。
正值盛夏,林区的天气阴雨不断,前往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宝兴沟矿区的山路由于泥泞而更加难行。工作人员提醒记者要换上防滑防水的雨鞋,还要提防野外的蚊子。“这些蚊子都属野战部队,很厉害。”有工作人员开玩笑说。
7月底,记者来到宝兴沟金矿和岔路口特大型钼多金属矿。宝兴沟矿区是森林沼泽区,水系繁杂,森林茂密,地表覆盖厚度大,很难从地表发现找矿线索。加上气候寒冷,最低气温达零下45摄氏度,野外作业期很短,给找矿工作带来很大局限性。工作人员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在这里找金子跟盲人摸象一样。”
“累计探获资源量达到20吨的大型金矿宝兴沟矿,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现的”。伴随着钻机的轰鸣,在矿区简陋的帐篷外,武警黄金一总队的总工程师张纯歌告诉记者,他们的足迹遍布大兴安岭40余万平方公里的深山密林,先后提交砂金、岩金资源量230余吨,银181吨。“尤其是宝兴沟等大型金矿床的发现,该矿为部队在特殊景观区找矿提供了成功经验,它的意义远超过20吨黄金的价值”。
三门岛上,海关关员叶川正在电脑上监控“来往港澳小型船舶监管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关员可以通过装在船上的GPS系统,了解船的航行轨迹、时速、途中停靠情况,并计算进入监管区域的时间。所有货船一旦进入监管区域,便会从红色变为蓝色,而经监管站放行后,则变成绿色。一目了然,非常清晰。
三门岛,又称沱泞岛,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东部海域,扼守海运要道,距香港海域仅8.7海里,是粤东、福建及浙江沿海船舶来往港澳的交通要道。
可别小看这个岛,1999年,为加强对走私活动的打击力度,中央决定在此设立海上中途监管站。深圳海关驻三门岛办事处正式成立,主要职能是来往香港小型船舶监管。在全国海关仅有的四个中途监管站中,三门岛距离香港最近、且监管距离最长,成为我国反走私的最前沿阵地。
在杭州火车站进站大厅,20岁出头的四川小伙吴俊峰用几张报纸铺了一片空地当“床”,自己躺在上面发呆。他身边堆着好几个牛仔布背包,同行的一个中年妇人抱着一床灯草凉席,坐在旁边石墩上,却舍不得打开它。“她是我妈,早知道要回去,当初就不该带她出来”,吴俊峰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我自己的话,还可以多留一阵,说不定能找到新工作。”
记者在浙江、广东、天津等省市的采访中,吴俊峰这样的务工者并非个案,但在面对又一场“金融危机”时,劳动者却不似2008年那样出现大规模返乡的情况。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然“漂”在务工地,寻找下一个就业机会,出现了“离厂不离城”的现象。
来自湖南永州县城余少龙刚满21岁,辞工前在东莞一个有100多人的加工厂做充电器,每个月拿1800多元的工资,工厂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淡季,他被老板“暂时”辞退。失业的余少龙没有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家找工作,“我身上还有点钱,还可以撑一段时间,找份新工作应该不难吧?等钱用完了我再考虑回家的事。”
余少龙已经在人才市场上晃了一个月,但是工作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好找。由于企业用工规模缩小,部分地区的求人倍率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用工大省广东的监测,广东省市场月度求人倍率由今年1月份的1.16逐步下降至5月份的1.08。
湘江,北上穿行湖南全境,入洞庭,通长江,养育着沿岸4000多万人。湘江的污染牵动着决策者,更牵动着数千万湖湘百姓。7月下旬,《经济参考报》记者随湖南省人大“三湘环保世纪行”采访团,从湘江源头溯江而下,既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污染景象,也看到一些治污工程如火如荼地开展……
“这是从湘江沿岸一个村子里抽上来的井水,已经被铬污染了,令人痛心的是目前仍有村民在取用这样的水。”湖南省人大不久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省人大常委环资委主任委员邹学明将一壶淡黄色井水摆上了会议桌,刺鼻气味让在座委员们惊异瞠目。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这里是1958年建厂的北京市电线电缆总厂,承载着新中国工业化的使命,见证了城市的进程与时代的变迁。
现在,这里成了尚8文化创意产业园,但它仍保留着CBD区域最后一根烟囱与电缆辊子,园区内乾隆年间为皇室贡枣的大枣树依然欣欣向荣地生长着。工业时代的大厂房缠满了斑驳的爬山虎,与周围现代化时尚气息融为一体。
伴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迅速发展,在政府的大力扶持推动下,尚8走上专业化、集群化、规模化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之路,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尚8品牌创始人、尚巴(北京)文化集团董事薛运达也提到,正是北京做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决策,为尚8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正是北京市和朝阳区政府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大力扶持,为尚8从小到大、迅速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和重要推力。但是,在新发展阶段,尚8也遇到了新的问题和困难,亟须政府对症下药加大支持力度。
《经济参考报》记者最近在四川成都、绵阳、遂宁、达州、泸州等地采访了解到,近年来,四川以引导扶持龙头企业为突破口,创新提出“两个带动”,即龙头企业必须要带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激励其不断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效连接起来,为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样本。
“当时看到亲戚、邻居们很穷,就想带领他们找个致富的门路,于是抛弃铁饭碗和已有名气,一头扎进种植业。结果没想到,我不但带领亲戚、邻居致富,还带领千家万户走上了致富路。”四川梓潼县蜀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乙充满自豪地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作为农业大省的四川,近年来,积极探索和创新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下简称“龙头企业”)、助农增收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取得了明显突破和成效。龙头企业积极带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宁亏自己不亏农民”的龙头企业家。
“63号报价20万!还有加价的吗?”随着拍卖师的一锤定音,持63号牌的宁波邬海斌先生舒了一口气,以20万元的价格战胜一直与之胶着竞买的对手8号,拍得底价12.7万元的奔驰4966CC二手车一辆。
这里是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1号拍卖厅,厅内座无虚席。华夏拍卖有限公司、上海拍卖有限公司正在对上海海关查获的汽车、矿石、服装、名牌包等罚没物资进行公开拍卖。
去年底刚刚成立的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是国内首个省市级公共资源拍卖中心,按照“政府联合监管、机构集中进场、资产公开交易”的模式运作,将司法强制执行、海关罚没物资等各类公共资源拍卖活动纳入了政府管理的统一平台:统一进场交易、统一网络平台、统一发布公告、统一接受监管。
在“中国制造”名镇广东东莞厚街,《经济参考报》记者看到这样一番生机勃勃景象:现代化的车间整洁有序,机器轰隆作响,工人们统一着装忙碌在各个生产线上。
在楷模居品集团公司,一座三层家居展示中心呈现在记者面前。自动升降的电视柜、随意“变型”的茶几、新颖时尚的沙发以及富丽堂皇的欧式家具等应有尽有。
楷模居品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国芳为记者描述了一幅企业成长的路径:公司刚开始也做贴牌加工,最近几年在同行中有了自己叫得响的品牌;研发投入占企业利润的10%以上,并凝聚了国内外一批顶级家具设计师;走智能化标准化高端化的路子,楷模一组衣柜定价可能会在14万元,而最贵的家具要100多万元;延伸家具产业链,做好家具维修服务,培育的家具设计人才成为全国家具市场争抢的目标。
“我们还有大量可以提升的机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再给中国制造业20年,制造业将成为中国崛起的真正实力。”徐国芳说。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改革试点以来,上海成功实现了税制转换,推动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形成。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营改增”不仅实现了结构性减税,更推动企业加大设备投入、加速拓展市场,有力推动了“稳增长、调结构”。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的重大机遇,深入推进各类服务业改革试点,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改革体制机制,健全完善法制,更好地促进‘四个中心’建设和服务经济的发展。”上海按照中央部署,成功完成了“营改增”试点的各项工作,这一重大改革初战告捷。
人物背景:张晓刚,鞍钢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标准化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金属学会轧钢学会理事长、中国低合金钢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世界钢铁工业协会主席。
张晓刚:鲅鱼圈基地是集鞍钢几代人财富和智慧建设的样板工厂。建国初,鞍钢是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进入新时期,鞍钢借助鲅鱼圈新厂,力求对内继续发挥对全国钢铁行业的引领作用,对外展示中国钢铁企业的良好形象。可以说,鲅鱼圈基地在鞍钢人心目中的分量是格外重的。
张晓刚:多年以来,我国以绝对优势稳居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地位,但是我们的钢铁工业大而不强。这源于我们的产业集中度不高,也源于我们没有浦项、新日铁这样全球领先的高水平工厂。
在1/4个足球场大小的生产车间里,看不到一个工人,但一块又一块边长超过两米的液晶玻璃面板组件却被快速生产出来,并在极短的时间里被送往下一个车间,进行下一道生产工序。这样现代化的生产场面,并不是某个国外大公司车间里的场景,而是发生在位于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京东方的液晶面板八代线的生产车间内。
“八代线”是业内术语,是指能够生产尺寸为2.5米×2.2米的液晶面板的生产线,目前除了京东方外,世界上只有索尼、夏普、三星等少数几家国际厂商拥有能够生产大尺寸液晶面板的八代线。京东方的八代线,是我国自主建设的首条能够生产40英寸以上液晶面板的生产线。
京东方的这间巨大的生产车间,仿佛被一个巨大的玻璃罩笼罩着,四周和天花板都是由暗黄色的玻璃构建的。透过玻璃,记者发现,在这个巨大的玻璃罩里,根本看不到一个工人,取而代之的是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京东方的工作人员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液晶面板的生产需要在极其苛刻的生产环境中进行,首先要保持车间的洁净程度,其次还要保持车间处于恒温状态。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车间被建成了全封闭的,而为了消除人为因素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生产线采用了完全不需要工人现场操作的全自动化生产线。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虽遇千难万阻,由于推行者的家国情怀,全社会的理解支持,这一涉及13亿人民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工程在三年的实践中终于凝聚成共识,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走过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风风雨雨,却迟迟没能走出医改困境。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当时曾一度认为医疗卫生事业能够通过市场化来解决,因而对卫生事业投入相对不足。直到2003年,我国有医保的人仍只占15%左右,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民和没有医保居民,只能“小病拖、大病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比较普遍。
欧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