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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到美国的中国火箭专家怀里揣着新型火箭的图纸，正在满大街寻找可能的火箭客户时，休斯卫星公司也在推销其新研制的休斯601型卫星。虽然此时的“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还没有出生，但双方共同的利益却先把中美两家航天部门捆绑在了一起。

  1988年9月，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组成一个联合代表团前来中国。休斯公司特地专门聘请在美国航天界德高望重的火箭专家史密斯先生作为评估中国火箭计划的总顾问。

  美国人认为中国航天人到时候造出来的到底是“啤酒罐”，还是真能把卫星送入太空指定轨道的高科技火箭还很难说，必须事先经过一次实际检验。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规定，“长二捆”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之前进行一次成功的试验飞行，否则，用户有权终止合同，选择别的运载火箭。这就意味着，这种新型火箭必须在20个月内研制出来，并且发射成功。

  用“长二捆”火箭发射“澳星”的方案最终得到了“准生证”。但这时的航天人才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在挡着他们。手中没有造火箭的钱。

  刘纪元：“后来我就下来跟林部长说，如果费用实在不行，我们就贷款。因为当时他们调查组分析是拿了六个合同，就可以把这个贷款收回去。当时预计有十个到十二个，这样一些可能性。”

  等到必须的基本条件具备时，离合同规定的第一次试验发射时间，只剩18个月了！

  一张看了让人吓一跳的时间表摆在火箭研制者面前。它要求设计部门在100天内解决火箭捆绑连接等20项技术难题；要在400天里设计生产出5000多套特殊工装，生产出几十个部段和十几万个零件；要在180天内做完大小300多项地面试验。而按常规，完成这些任务至少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

  为此他们创造出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按行话叫“并联法”，而按老百姓的话说叫“遍地开花”。

  粱子垣：“设计员就在设计图纸。那边给一些初步的条件，这边就设计。这边设计图纸的时候，工厂就开始准备，各个方面就开始弄了。工厂在准备，试验场地就在准备试验了。”

  从1989年1月起，研制“长二捆”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全国迅速展开，几乎半个中国都在为这枚还看不见的“龙子”兴师动众。

  捆绑式火箭对设计师们来说，难点在“捆绑”二字上。要在一枚大型火箭上再捆上四个助推小火箭，这种结构之前他们只在国外的一些画报上见过。

  王德臣：“当时那一个就是20个技术难题，比如说你这个捆绑以后的分离技术，还有捆绑以后整个火箭的稳定技术，动力学特性。”

  因为没有捆绑的实物，构思时他们只好用纸叠成模型，细心地观察各种力的传递途径，再进行分析、计算。当时打印出来的草稿摞起来足有1米多高。

  1988年夏天，位于中国陕西秦岭山脉里的一个神秘地点，首次向来自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通讯公司的专家敞开了大门。这些下车时还以为来到一座普通山村的专家们惊讶地发现，眼前这条乱石遍地的山沟就是中国航天系统中代号为“067”的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当他们看见那些出入简易工棚的人们被介绍为中方高级技术人员时，认为中国人是在欺骗他们。

  在火箭研制的同时，兴建大型发射场的工程在这时还是一片荒丘的场地破土动工。当时正值冬季。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数千名冻得瑟瑟发抖的施工者昼夜开始了施工。

  18个月后，当运载火箭进场的车轮碾在西昌的土地上时，卫星发射场在人们眼前显出了魔术般的变化--昔日碎石遍地的山凹里耸立起高达97米的发射塔架。

  但是昔日仅仅是草图一张的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却没有严格遵守合同规定的时间。

  王永志：“原来我们的军令状是6月30号竖在发射台上。我也是特死的安排，我非叫他提前一天不可。就是提前了一天，6月29号竖在发射台上。全部结束。然后就进行测试。”

  这枚型号为CZ-2E的中国火箭家族里的新成员简称“长二捆”，是一枚大型两级捆绑式运载火箭。这枚实验火箭上除搭载了一颗巴基斯坦的科学试验卫星外，为模拟真正发射时的状态，人们在火箭前部的卫星座位上安置了一个与“澳星”重量相等的“铁疙瘩”！

  “听话的乖孩子”让专家们决定将原定的发射日期提前到7月8日。7月8日，火箭按时加注燃料，准备发射。但由于雨季潮湿，指挥员担心出现故障，又推迟到9日。然而就在第二天准备发射的时候，人们发现出了问题。

  1990年7月16日北京夏令时9点40分，在魏文举牺牲的第三天，中国第一枚捆绑式大型运载火箭，终于进入了发射程序。

  结果并非是尽善尽美，由于装在火箭第二级电路中一根插座的连线错误，未能将模拟的“澳星”送入预定椭圆轨道。

  同年9月19日，“澳星”公司与休斯公司联合组成了一个有18人参加的庞大代表团来到中国。

  当这些在国际航天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对中方“长二捆”火箭的总装质量以及调装定向系统修改试验情况进行了全面而严格的评审后，终于写下了“满意”二字。